百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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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2009-05-18  阅读:  作者:1958届高三五班 刘锡鹏
    45年前的仲秋之夜,一列隆隆西去的列车在陇海线上飞驰,它将把我带离仅仅呆了一个多月的、令人羡慕的、美丽的北京,送到那个既神秘又令人激动的远方。还没有来得及对首都的留恋,我将循着人生的另一条轨迹前行。经过十几小时颠簸,我没有一点睡意。是兴奋,是激动,还是对未来的憧憬?脑海中一片翻腾,往事如烟,如电影一幕一幕在眼前飘忽,渐渐的又清晰起来。
    58年我从学习了6年的母校通中毕业,被保送到南京大学物理系,所以选择物理系,为的是直奔那里的核物理专业,设想将来有机会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在大三选专业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核物理,最后系里同意的却是第三志愿电子学专业。那个时代听话是好学生的必具标准,我只得悻悻然地接受了。世界上的事就是那样出人预料,奇迹发生了,毕业那年核物理专业不能对口分配,大部分转行,偏偏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前身)来南大物理系挑选三名电子专业的毕业生,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分配到北京直接从事原子弹研制的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奇缘啊,奇缘!如果当年同意我选修核物理,我还能有此天赐良机吗?渐渐的,车厢摇篮似的颠簸,让幸运的回忆和我一起进入甜蜜的梦乡。
    清晨,朦胧中醒来,已进入陕甘地带,车窗前茫茫黄土高原,与喧嚣的城市宛若两重世界,使我突然产生一阵落寞之感,伴我青春年华的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荒凉之地!然而能到那个神秘的地方,投入令人羡慕的事业的期盼即刻冲毁这一瞬间的落寞,我笑了……。
    下午,到了终点站青海省的西宁市,发了棉大衣,皮帽、毛皮鞋,办了临时通行证。一天后,又乘火车绕山跨水到海宴县,再乘一小时基地的内部火车(中国唯一不买火车票,而只凭通行证上车的营运铁路)到了最终目的地—海拔3200米的原子弹研制基地。这里是四面环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电影金银滩拍摄地),看不到一棵树,山上驻扎高炮部队,仅有一个进出口,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工作区内,岗哨林立给人以森严之感,不需任何标示,告诉你这里是绝密单位。
    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规核仪器的研制和核试验电子设备维护。天刚蒙蒙亮,当我迎着寒风乘坐大篷车,第一次到十几公里的Ⅹ号工地,看到如同一个大碉堡的冷试验场地(不装核燃料的模拟爆炸),进入重重铁门,好奇、幸运、骄傲、激动的复杂心情汇成一股强大的激流推动我报效国家的责任心。
    几天的新奇感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是在一个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伟大的奋斗目标的挑战。
    这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刚过中秋,已是冰天雪地,六月天下雪不稀奇,深冬的气温可到零下30多度。国家作了很大努力,保证我们的食品供应,但当时还很困难,食堂供应青稞面糊糊,棒子面窝头,实心馒头。大米很少,加之高原气压低,90多度水就开了,主食只能烧得九成熟。最令人难以适应的是高原反应,每顿只能吃进二两的馒头或米饭,常常是口干舌燥。平常的步行,也会让你喘不过气来……。我125斤的体重,到后来只有105斤了。在住的方面,我们技术人员住楼房,行政人员当时还住的帐篷。然而在那里你绝对听不到任何抱怨声。每一个人心中最看重的事就是造出原子弹,给中国人争气。
    1964年十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大家并未像国内其他地方那样地振奋和激动,更没有如庆功会一类的活动。这一次不过是一次核装置的塔爆,还仅仅是如俗话所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实战所要求的航弹、道弹头、氢弹,一系列的难点在等着。
    与生活条件相反,这里的工作条件却是一流的,国内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图书馆调来全国各地的书刊,甚至还有当月出版的俄、日、英文版有关技术杂志,不出基地,你可以找到工作中所需的任何技术资料。最重要的是一批国内顶级专家,如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等亲临指导,还有60年代从前苏联杜布纳(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的年轻中国专家作为这里的骨干(其中多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以后还了解到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突然“失踪”的陈开甲教授也在新疆核基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在浙江大学的教授唐孝威先生,我刚到基地就分配在他领导的实验组里。他为人低调,人人可以对他直呼其名,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大师王淦昌先生的得意门生,反Σ副超子发现者,曾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所以他有面子请王老和我们实验组在基地过第一个除夕。至今我还记得老先生用带常熟口音的普通话,回忆二战时期在欧洲留学的艰辛日子,勉励我们为了祖国的强大,克服生活的困难,团结友爱,互相帮助。64年我回到了从北京移师基地的电子学组,从事非常规核电子仪器研制,在多位师长的带领下,我研制的设备有的虽然在核爆炸中被炸得烟灭灰飞,但它完成的使命使我兴奋不已。5年后,我已经成为技术骨干之一。曾作为所里的代表派到东北某工厂独立全面负责某一较大工程的技术。
    1970年全院大部分转移到四川三线,临走再次回眸这美丽的大草原,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放眼七月的草原,一片片紫色的马兰、粉红色的丁香、还有如柠檬般的嫩黄色的花,如同从天而降的七彩宝石铺洒在一张广阔无垠的绿色地毯上,这张地毯托起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与银白色的山顶、红褐色的山腰,还有蓝天白云构造的景色,让您体会到风景如画的意境。或许就是草原如此之美丽,常常让我们忘掉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工作中的疲惫。带着一丝依恋,我随大部队离开工作了七年的草原奔向四川的绵阳县山沟—我国新的核基地。
    任何科学试验都难免有失败,核试验也不例外,一个对外未曾报道的失败核试验,让我又回到告别不到半年的草原。一天接近中午,我正坐在地上参加批斗会,军代表单独叫我出列,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我出了一身冷汗,见到我,军代表只简单地说,你准备一下,“老家(青海基地的保密代号)”要你过去,车就在外面等着。我心才定了下来。按习惯和规定,我不能问任何问题,我简单准备一下,甚至抓起一件尚未晾干的衣服。除了绵阳到西宁倒了一趟火车外,从山沟到绵阳,西宁到基地,送、接都是小轿车,在当时对于我这一级别的是比较高规格的待遇了,到了青海基地,原来新代替唐孝威的实验组长,是我的老朋友。点名要我负责设备维护。当我再一次来到熟悉的冷试验场,一辆小轿车同时停在门口,竟看到邓稼先、于敏、朱光亚从车上下来,原来上一次的氢弹试验未能成功,必须尽快找到原因,各方都在紧张查找。当时还实行军管,极左的军代表竟然也要搞群众运动,并逼迫邓稼先先生向我们公开核心机密,我得到了我本不应获得的有关知识,可是这对我一直是一个负担,二十多年来,不须任何人提醒,我一直守着这一秘密。当时测试设备比较落后,每次试验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得出结论。利用工作之余我用集成电路设计了一个能在爆炸后立即得到成败结果的速报装置,但接下来的一次试验,我的设备立即报告未能成功。邓稼先、于敏先生十分沮丧地怀疑我的装置。直到几个小时后,常规方法得到的结果与我的快速预报装置一致,才不得不认可现实。当然,历史见证,我们的核试验最终还是会成功的。半年后,我再次告别青海基地,回到四川绵阳。完善那个速报装置,并应用到罗布泊的氢弹爆炸试验上。
    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是我们这一代抹不去的痛苦回忆,现实让我们从文革初的盲目造反到感悟出受骗和被愚弄没有花多少时间。科研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69年氢弹的失败,即是文革阴影下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段时间,无尽的政治学习把正常业务挤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第二天6点起床跑操。作为中坚力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被打入底层,最脏最累的活由我们干。每次核试验后报纸的新闻报道、贺电,把工程技术人员总是放在工人、解放军、农民等的后面最末位,与社会上将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相呼应。到后来,反革命、特务帽子满天飞,到处是窗户钉上木板条的临时看守房。无端被枪毙者有之,受不了侮辱的煎熬而自杀者亦有之。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旗下的 “红色恐怖”。然而,一旦被宣布“解放”的“老九”们,立即生龙活虎地投入业务工作,好像曾经被关的是别人。是重获自由的喜悦,或是对事业的执著?应该说后者更体现如今很难理解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爱国的特殊风骨。写这与全文不协调的一段,是让现在处在和谐社会的人们不要忘记,这些另类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1975年为解决两地分居,我离开服务了12年的国防事业回到了故乡,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没有离断我的核情结。在计算机厂工作的11年里,我曾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联合研制过脉冲幅度分析仪(一种核放射分析仪器),与我的母校物理系共同研制过莫斯鲍尔谱仪(同前)。84年因看到我在《核仪器方法》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文章,北京市原子核所,不远千里到南通要我为苹果计算机做一个接口板,将苹果机作为脉冲幅度分析仪,用于地质勘探。苹果机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为了实现我一直梦寐以求而无机会实现的核放射分析仪计算机化的设想,我仅用半年的时间按我发表的文章性能设计完成,交给了北京核所,帮他们实现这一设想,这在国内也许是领先的。完成这一任务后,我也从计算机厂调到人民银行,同年收到了核工业部发给我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荣誉证书。47岁的我不无遗憾地离开了我的核情结,但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还是感到十分欣慰,我,青春无悔!
编辑:校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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